海水晒盐

阮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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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涂基

   七塘一带的人们都熟悉“高涂基”，至今还有不少人家居住在“高涂基”上。今年已85岁高龄的大爹对我说：我的曾祖父参加过太平军，18岁那年在宜兴打了败仗，军队解散，然后回家晒盐，有了积蓄，建有阮家的“高涂基”上六间两戗底的大草舍，分别给我爷爷的四兄弟建立了家庭。那时，盐田就在塘外，为了预防风潮的侵袭，人们以奠高涂基作为生活、居住的场地，周边是产盐的“白地场”。
    我国历史上的海水制盐方法因地而异，主要分为炼卤和制盐两个阶段的工序。慈溪的制盐历史悠久，在清咸丰二年之前都是采用刮泥法炼卤和盐灶熬盐，咸丰二年之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采用刮泥法炼卤和盐板晒盐，尔后改为滩晒。
    炼卤是海水制盐过程中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炼卤的工序有摊泥、刮泥、抄泥、集泥、挑生泥、整漏、淋卤、盘卤等8道，每道工序都是露天操作，“晒盐佬，晒盐佬，担担生泥压弯腰，吃的糠菜粮，烧的狗爬灶，住的火洞舍，穿的破衣裳，死了不如一根草。”这首流传在盐区的民谣，就是过去盐民的写照。仅管盐民的皮肤被炙热的太阳晒得乌黑发亮，为了微薄的收获，还是希望天天出个猛太阳。
   卤水在盐板上曝晒，通过蒸发作用凝结成盐，就是盐板晒盐法。晒盐以季节的不同，分为旺、淡产两期。春、冬两季，盐场上的泥土潮湿，潮水中咸份低，太阳的蒸发量小，盐产量减少，称为淡产期。夏、秋两季，阳光比较强烈，大地上蒸发量高，盐田泥土干燥，容易多吸收海水，所以产量增加，那就是旺产期。如果在淡产期每块盐板一天只能收一市斤的话，在旺产期每天平均可晒五市斤。
    “高涂基”是盐民避雨储卤、藏盐和居住、生活的地方，盐民们为了预防潮汐淹没，用人工堆积泥土，奠成高于地平面二米以上的地基，一般占地一亩左右，上面建有盐民居住“火洞舍”或草舍，一般在东南角挖一个“淡水汪（池塘）”，以供生活用水，舍傍建盐仓，初期居住一户人家。当然，随着年代的长久和需求，“高涂基”的规模大小和居住人家也不一定相等。
     在清乾隆四十年左右，“越州阮氏（理一房）”十六世孙肇良的大儿子宗文从绍兴沽渚（1954年前沽渚属于绍兴县管辖）迁移姚北崔陈路（庵东），然后，大儿子成铨定居下六灶，小儿子成富定居下一灶，成富就是我爷爷的爷爷，他与海水煮盐结下了世代的情缘。
    据《越州阮氏宗谱》记载，洛阳阮氏始祖宋靖公的第七代孙阮道夫（字惟凝），在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被任命为越州判官，来绍兴工作十年，卸任后，被老百姓爱戴和挽留，就迁来家眷，定居在绍兴市内藕牙池边（现今的儿童公园），成为越州阮氏始祖。文天祥曾对他题了楹联：“爱民如子，民亦爱之如父母为官；如斯宜昌，厥后镜水稽山传不朽。”
    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 越州阮氏的祖籍在河南洛阳，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中原大量的移民南迁，到阮道夫的辈份上，故乡被金人所控已达半个多世纪，何况越州人缘很好，也只有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地定居了下来。
    六十年后，越州阮氏迁徙到曹娥江之滨的沽渚定居，并建起“阮氏宗祠”。其中原委可从阮道夫的孙子阮直（字叔绳）《雪夜偶成》诗得到结论。“避地沧江上，频年欢索居。兵戈人易老，风雪岁将除。子孝贫无害，亲安乐有余。自怜缗饵薄，不钓渭川鱼”。这是阮直自绍兴城内迁出，刚搬到沽渚的1276年12月25日所作，这里可窥出他的内心世界和历史环境。
    时至南宋将亡，元兵经常来绍兴城内扰掠，并把汉人列为四等贱民，非人性地虐待，阮氏家族作为宋朝遗臣后裔，更受其害。叔绳公以“宁可吃不饱，也不会屈膝”的民族气概，厌恶战争，为保全家族选择来到相传因越王勾践称炭而得名的称山脚下隐居。他认为：称山的形状好象是一只卧虎；弯曲的曹娥江好似一条游龙，可谓有“虎哨龙吟、王者之乡”宜居之地。于是建“望江亭”，造“阮氏宗祠”，扎下了越州阮氏宗族的世根。现在的哨金村也因“虎哨龙吟”而得名。
虽然他的生活很清贫，但是对越州阮氏在这里开创了基业。临渚湖西岸建造“阮氏宗祠”，在曹娥江边建“望江亭”，《越州阮氏宗谱》还收录了“阮氏宗祠”建筑的全貌和周边村落的绘制图。蜕严道人对阮直的人生，有如下的评述：“称山苍苍，渚水泱泱；先生德泽，山高水长”。
    据说西湖阮公亭的来历出自我们阮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过去有个客官游西湖遭遇抢劫，被居住在阮公亭处的阮姓壮士相救。后来，这位客官出资在相救处建造了一个亭子，并在柱子上刻“路逢险处须留意，客到亭时便放心”的对联，以示答谢。可是，我没有上过阮公亭，是否存在这副对联，这个故事有多少真确度，都不得而知。
    “东迁南移”是人类发展史的轨迹。移民文化是慈溪青瓷文化、围涂文化之外的又一大文化，而移民文化促进围涂文化，围涂文化又催哺了移民文化。清雍正四年（1726）慈溪总人口还只有6.6万人，到同治九年（1870）猛增至24.9万多，这150年间翻了四倍，除了自然增长因素之外，这阶段的移民规模是慈溪历史上近期最大的一次，尤其是绍兴（上虞）移民覆盖了整个庵东盐场，七塘一带的人们说话至今还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迁徙是一场苦难，又是一种机遇，杭州湾南岸的淤积和制盐产业为人多地少的绍兴无产者提供了创造的机会。他们以勤劳、善良、刻苦、诚挚的精神，在慈溪定居下来、繁衍生息。
    晒盐已成为慈溪的历史，祖上的“高涂基”也被我们称谓了“老舍里”，都属于杭州湾工业开发新区的管辖了，跨海大桥为这里提供了经济发展的便捷的交通条件，自来水替代了“淡水汪”，草舍变成了楼房和别墅洋房，“白地场”变成了绿洲，盐田成为工业区，移民后代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阮 万 国
2009年7月12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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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少文

感激宗家的贡献！为我们的阮氏家族多写了这么多宝贵的资料